中评社北京7月27日电（记者 徐梦溪）yl34511线路中心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yl34511线路中心副教授李春福博士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他表示，朴槿惠政府接受部署萨德是一种政治选择，是其与中国政府在解决和应对朝核问题的认识差异导致的，也是自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以后韩国国内政治逐渐保守化、和平势力失势的结果所致。
朴槿惠政府希望加强韩美同盟以应对朝鲜的挑衅行为。部署萨德仅是政治宣布，实际运作还未真正开始，韩国国内还未就萨德落地达成共识，具体来说，宣布部署萨德仅是朴政府，而非韩国国家。中国尚有时间争取韩国国内正能量，阻止萨德的实际部署。
李春福还表示，朝鲜在劳动党七大后，国家正恢复劳动党－国家体制，逐步走向正常化和制度化，而萨德可能打破目前的朝鲜党政军各派势力间的平衡。他强调，现在中国要扮演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压仓石。
部署萨德是朴政府的政治选择
本月8日，韩美正式宣布将在韩国部署尖端导弹系统“萨德”。就此，李春福表示，韩国决定部署萨德，这是朴槿惠政府的政治选择。今年一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以后，韩美正式启动了部署萨德的商议进程，此次以朝鲜实行舞水端导弹发射为借口，宣布部署萨德的决定，是继今年2月份关闭开城工业园区、全面终止与朝鲜的交流合作经济措施后，朴槿惠政府对围堵朝鲜、推进无核化的强有力的军事举措。
决定部署萨德是韩国还是美国的战略考量占主要部分？李春福认为，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萨德反导系统准备落地在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这里远离38线，首尔离38线只不过40多公里远，作为韩国政治、人口、经济、商业中心的首尔与首都圈并不在其有效的防范区域内。显然，美国的战略考量占主要部分。
那么韩国为什么接受？对此，李春福进行着重分析。他表示，自今年2月份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韩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在经济、外交上围堵、封锁、孤立朝鲜的政策。因此，韩国在今年二月关闭了开城工业园区，仅存的韩朝交流被迫中断。朴槿惠借此否定了1987年7.7宣言以来，韩国历届政府对朝鲜的交流、共存、和解的政策。朝韩关系退步到40年前的地步。即使李明博时期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的发生，都未能中断开城工业园区这块南北合作的象征。“这变向表明，朴槿惠不惜牺牲南北关系来维护和推进朝鲜的无核化。”
“朴槿惠也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李春福对中评社说，韩国希望把中国拉进制裁朝鲜的队伍里，中国确实做了一些表态，包括参与联合国的多边制裁，诚实认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但韩国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双边制裁还不够。朴槿惠政府开始怀疑中国制裁朝鲜的意志，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蜜月期面临瓶颈。
因此，李春福认为，朴政府接受部署萨德是一种政治选择，认为对于朝鲜的挑衅行为，需要通过加强韩美同盟来解决。
2008年后韩国和平势力逐步萎缩
李春福介绍说，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实行“无核 开放 3000”和ABR（Anything But Roh Moo－hyun，凡是卢武铉的政策都予以否定）基轴上实施了对朝政策，全盘否定了其前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推行的阳光政策与和平繁荣政策的对朝包容政策，南北关系濒临中断、破产。天安号、延坪岛事件的发生更是加剧了军事紧张升级。这反过来影响了韩国国内趋于注重安全、安保化。
他指出，韩国第一在野党，即现共同民主党，本是主张对朝和平、共存、合作、交流为基轴的政策。但经历了两届保守政府，又经过朝鲜的几次核试验后，第一在野党里这种声音和势力也逐渐失去了主导权。韩国国内的和平势力萎靡不振。朴政府萨德部署宣布后，共同民主党连统一的声明都发表不出来，足以证明这一点。
美国借萨德打造亚洲版北约
从军事战略层面分析，李春福认为，萨德问题的关键不只是雷达，而在于韩国要部署的萨德系统与纳入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Global Missile system）。这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正式立场。2017年美国政府的预算案与2015年美国议会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相关报告指出，美国到2025年结束在全世界部署7个萨德系统与其导弹防御系统链接。
他对中评社表示，深层的考量是，美国把萨德作为抓手、韩国作为战略支点，把东北亚的美韩、美日联盟等双边联盟体系纳入多边联盟体系，构建亚洲版北约。韩日之间因历史问题，连最起码的军事信息共享机制也尚未构建。
若萨德在韩国得到部署，那意味着韩国实际上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导弹防御体系，美韩日共享军事信息，美韩日多边同盟正式结成，美国梦寐以求的亚洲版北约的建成。将来菲律宾、中国的台湾地区等也可能加入，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将面临新的考验。“因此必须多方多方渠道予以阻止实际部署。”
萨德还未落地，中国还有机会
“我们不要认为部署萨德天就塌下来。”李春福对中评社表示，由于此次朴政府没有经过国会收敛民意和各政党意见的程序，也没有充分与位于萨德计划部署地的星洲地区居民充分协商，违背程序民主的过程。关于萨德部署的诸多问题仍需韩国国内达成共识。
“朴槿惠政府声称要在2017年底让萨德落地，但韩国在2017年底会举行大选，萨德问题会成为保守势力与进步势力在明年中总统选举中的热门议题。韩国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方可开始认真讨论萨德的实际部署。”
“韩国现在相关舆论也分裂了，要密切关注韩国国内对萨德问题的协调和共识过程 。”李春福还提到，过去卢武铉政府与美国达成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李明博上台后就提出重新谈判，重启了韩美FTA谈判。从谈判到正式签署，再到正式生效，花了长达6年时间。萨德问题要实际部署，可能也需要相同的过程。
解决朝核问题终归靠朝鲜自己
李春福认为，萨德问题是朴槿惠政府与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认识、对应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的。中国的立场是继续推进六方会谈和无核化谈判，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双轨思路。
他强调，无核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有步骤地实施如核冻结等阶段目标，而美韩需要降低六方会谈门槛，停止军演，给朝鲜以安全保障。但中国需要有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战略杠杆，让美国降低和谈的门槛。中韩两国应该合作共同说服美国降低门槛，恢复对话。
就此，李春福强调，朝核问题的解决，终归要靠朝鲜认识到，维护自身安全无需依靠核武器。但朝鲜不会轻易弃核，因为朝鲜有恐惧感。这种恐惧的、与国际社会敌对的国家持有核武器是非常危险的。
他对中评社指出，核武器销毁需要很长时间，但如果朝鲜敌对的感情削弱，威胁就减少了。“要密切关注现今朝鲜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
劳动党七大，朝鲜内部发生显着变化
“西药没有用，就要用中药。”李春福说，中药就是朝鲜内部像中国一样，逐步走向正常化、制度化，实现软着陆，直至走向国际社会，走向改革开放。
李春福从朝鲜今年五月召开的、时隔36年朝鲜劳动党七大劳动党七大中，注意到近期朝鲜内部发生的重大的、显着的变化。劳动党七大名副其实的开启了“金正恩时代”，朝鲜逐步恢复劳动党－国家体制。
紧接着召开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朝鲜把“国防委员会”改为“国务委员会”，金正恩就任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虽然一字之改，却意味着深刻变化：国防从国家的领导地位成为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领域，是朝鲜从‘先军政治’到正常国家转型的重要的标志。
过去金日成时期朝鲜是领袖威权下的劳动党－国家体制，领袖通过劳动党来统治国家。而金正日通过先军政治，让军队成为国家、党和社会的核心。
李春福对中评社强调，“我们要注意，金正恩上台后，让朝鲜恢复了劳动党－国家体制，让国家恢复正常化和制度化，回到金日成时代制度化的领袖威权，这个意义比较大。”
他还举例说明，过去朝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军队管理，而现在，金正恩屡次在会议上表示，经济由内阁统一管理，这种经济权力的一元化，正体现出朝鲜国家的正常化。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因为朝鲜现在是靠制度管理，朝鲜内部未来的变化更具有预测性，也具备了走向改革开放的条件。”他强调，我们要密切关注朝鲜内部的变化。
中国要对半岛实行政经分离政策
萨德会如何影响朝鲜？李春福分析认为，萨德问题的爆发，可能改变朝鲜内部党、政、军势均力敌的情况，让朝鲜内部的军队势力再次占上风。如此一来，半岛的和平稳定就再次出现问题。
“接下来，中国怎么做特别重要。”李春福对中评社说，在对待半岛问题上，中国应该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必须以长远战略考量为重。
针对萨德入韩，国内有声音认为，应对韩国实行经济和贸易制裁、限制旅游等主张。但李春福认为，萨德问题应该和中韩贸易和经济合作区分对待，应实行政治、安全与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分离对待的政经分离政策。
他认为，政经分离原则应同样适用于中朝关系。中国在履行联合国对朝鲜决议的前提下，对朝鲜的双边贸易和经济交流还要继续，让朝鲜经济得到改善，这应是中国一贯的对朝政策。朝鲜内部如果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多与国际社会交往和开放，其政权软着陆、柔性化以后对外的过激行为自然会减少。
“中国要扮演半岛问题上和平稳定的压仓石。原则上要坚持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同时并行推进。我们要认清无核化是过程，其过程是漫长的，解决思路与路径应该是复合的、多渠道的。”
李春福最后建议道。萨德问题要从战略上考量。首先，区别对待美国与韩国，争取韩国国内主张支持和平、对话、交流解决朝核问题的各方势力。另一方面要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政策。尽量避免萨德问题成为影响中韩关系的负面性最小化，争取韩国早日发挥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繁荣的建设性正能量。需要我们密切关注韩国国内政治各方势力的发展变化。
李春福，yl34511线路中心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yl34511线路中心yl34511线路中心副教授。毕业于yl34511线路中心经济学专业、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2015年加盟yl34511线路中心，2016年6月创办yl34511线路中心中国朝鲜半岛研究论坛。
目前主要致力于朝鲜半岛政治与安全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朝鲜半岛政治与安全研究、威权体制比较研究。韩国政治与外交、中等强国外交等。曾先后赴韩国、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论文与著作有“Reactive Nationalism and Sou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on China and Japan”， 《东亚领土纷争与国际合作》，《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以后中国的应对与中朝关系》，《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明博政府与中韩关系》《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评价》等。
